中华服饰文化：一丝一缕 款款生情

多彩的中国传统服饰

(相关资料图)

鲁 西

服饰既是具有御寒、遮体等实用功能的人类生活要素，也是满足人们审美情趣、体现思想观念、记录历史和生活、反映民俗风情和社会制度的文化载体。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智慧和技艺，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服饰文化。作为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演变折射出政治变革、经济变化和风尚变迁。

黄卓 绘

考古学证明，我国最早的服饰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那时的山顶洞人已经发明了骨针，出现了以缝纫加工为特征的服饰文化。到了氏族公社后期，农业和手工业相继产生，人们将采集来的野麻加工成麻线，织成麻布衣服，还开始饲养家蚕，发明了丝绸。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标志着中华服饰制度的基本确立。黄帝时期，衣服是上衣下裳，颜色为上玄下黄。其中，上玄下黄象征着天地，这种对天地的崇拜也给后来的冠服造成深刻影响。

夏、商、周三代，服饰事实上成为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商代的衣服主要是上衣下裳，一般以小袖居多，虽然基本服饰样式相同，但还是有着相当严格的等级之分，比如贵族阶层会穿戴蔽膝来显示身份，衣服的材质也是高级的帛、丝和皮料，还会在衣服上施以镶边工艺，而底层民众只能穿麻布、葛布等材质的衣服。周代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宗法观念和礼仪制度，对衣冕的形式、质地、颜色、纹饰、佩饰等都有严格规定。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渐繁多，而诸侯兼并、民族融合的社会背景，也使得此时既有中原传统服饰，又有北方民族的胡服。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上下衣裳相连的深衣，并因其简洁方便的特质而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秦汉时期，服饰日益讲究，呈现古朴、庄重的特征。秦代兼收六国的车骑服饰，创立了有利于国家统一的衣冠服饰制度。此时的男女服饰都是交领右衽，衣袖有宽窄两种形式，系腰带；士兵衣长齐膝，左右两襟为对称直裾式，皆可掩于背侧，两襟下脚如燕尾，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两汉时期的服饰日趋华美，且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对官员服饰等级的要求更加严格，此时流行的服装主要是连身的长袍，样式以大袖为多。此外，秦代中国在政治上初成大一统之制，汉代时开辟丝绸之路，同西域国家交往甚繁，这些也对服饰的发展及中华服饰的传播造成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此时，男子服饰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有所改进，特点为对襟、束腰、衣袖宽大。魏初，曹丕定九品中正制，以服饰颜色来显示等级，这一做法为后代所沿用。由魏而晋，政权更迭，经济衰弱，礼制难以实行，宽衣博带遂成风气。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此时无论官服或民服、男装或女装，都展现出华贵富丽、开放大度的特征。隋唐统治者都曾在前朝的基础上改革舆服制度，天子、百官的服饰皆以颜色区分，以花纹表示官阶。圆领袍衫是隋唐男子的主要服饰，除祭祀及典礼之外，官员的常服总是如此。唐代女装开放程度空前，由于吸纳众多民族之风尚，妇女服饰样式、花色极多，胸前的领子也突破传统限制，呈现各种形状。

宋代受程朱理学思想影响，社会崇尚内敛、简约，服饰制作娟秀、精巧。宋代官服为大袖袍服、平翅乌纱，依据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平民则捋袖敞襟，系带裹腿。女装讲求瘦长，喜穿抹胸加褙子，流行花冠，外出时多戴盖头。

元代统治者为蒙古贵族，服饰特点是色彩醒目、装饰明朗，款式多适合骑射。其服饰制度对帝王、百官的服色做了统一规定：蒙古族官员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汉族官服多穿唐式圆领袍服和幞头；后妃穿交领、左衽、齐膝的袍服，下面穿裙子，脚上穿着软皮靴。皮衣皮帽是蒙古贵族的民族装束，衣服多为宽大的袍式。

明代极力去除蒙古服饰的影响，恢复汉族服制，服饰端庄传统、华美艳丽。棉布成为此时人们服装的主要原料。女装上衣拉长，露裙缩短，衣领也从宋代的对襟领变成以圆领为主，裙边均有装饰的花边，裙褶十分盛行。明代女子冠服制度更加完备，凤冠霞帔成为极具代表性的贵妇礼服。

清王朝时以满族服饰为主，讲究精巧工艺和高贵质地，风格精美繁复。清代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袍褂是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礼服。妇女的服饰则满汉并存，满族女子穿直通式旗装，脚穿花盆底鞋，身穿坎肩，头梳把头；汉族女子则沿袭明代，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袖口阔至一尺多，肩上有云肩。满汉服装均不体现腰身。

郭沫若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中华民族素有“衣冠王国”和“礼仪之邦”的美誉，无论是先秦的冠冕深衣、秦汉的紫绶金章，还是魏晋的褒衣博带、隋唐的幞头胡服，乃至两宋的直脚幞头、清代的顶戴花翎等，不同风格的衣装都与礼制有着深刻的联系。正所谓：礼仪之大，故称夏；服章之美，谓之华。

除了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服饰研究还可从材质、工艺、色彩、类别、制度以及穿着者、不同民族等方面区分，是浩瀚而复杂的体系。但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服饰呈现出强调服饰与人、环境和谐统一，注重服饰的精神功能并将其道德化、政治化，以及体现民族融合、具有独特的传承性等特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服饰向多元化发展，国人在自由的土壤中充分发挥智慧和创意，打造着属于自己的时尚。在新时代，传统服饰文化精髓仍以新的面貌大放异彩。汉服、唐装、旗袍不断掀起流行热潮，体现出人们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寻找古典之美的热情，也说明中国传统服饰具有历久弥坚的生命力。

晚明清初的“才女文化”与女子形象塑造

陈 芳

与其他朝代相比，晚明清初流行的典型女子服饰形象，显示出端庄、典雅、富有文化气质的新特征。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女子形象塑造？其背后是怎样的文化在推动？这种服饰形象又可为今天的服饰设计乃至社会生活提供什么样的参考和启迪？

几种典型的“对扣”样式（依次为：云捧日金“对扣”、鱼戏莲金“对扣”、银鎏金蜂赶菊“对扣”、童子捧花“对扣”、蝶恋花玉“对扣”、蝶恋花镶宝石金“对扣”、双元宝金“对扣”）

听觉、嗅觉和视觉全方位的审美观照

从某种角度说，晚明清初的女子服饰形象提供了听觉、嗅觉和视觉全方位审美观照的案例。

云样叮当

听觉方面，晚明清初，典型女子服饰形象中都可见腰间的玉佩（或称“禁步”“云样叮当”），当女子走路时，腰间玉佩上的玉件相互撞击，发出各种声音，这种声音能反映出女子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换句话说，玉佩是用来防止女人走路太快或者步履凌乱的，即通过服装配饰的声音来彰显女人的美好和修养。今天，我们已经不太重视服饰声音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汽车等产品带来的环境噪声太大，掩盖了服装配饰的声音，但古代服饰中声音或许是重要的，因为古代社会环境比较安静，声音完全可以纳入审美和礼仪的考量范畴。今天的我们该如何从传统服饰中吸收中国元素，并重视服饰的声音问题？对周遭环境降噪并进行更多适配的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文明的回归。

再看嗅觉方面，虽然古代贵族女性的服装都会熏香，这在流传至今的绘画作品中并不多见，但晚明清初突然出现了大量表现女子伏在熏笼上熏香衣服画面的画作，说明当时的女子非常重视服装散发的馨香，或者说当时的男性很重视女子服饰的气味，即从嗅觉方面对女子形象进行观照。今天我们也洒香水，当然多是化学成分调制而成的香水，与古代的植物熏香有些不同，但可看作古代熏香的延续，保留了古代服饰审美中嗅觉的维度。

视觉是女子形象塑造最重要的一个维度，晚明清初女子服饰形象在视觉方面最明显的特质在于从颈部到胸部的处理，我称之为立领“对扣”配披风瓦领的模式。大的披风瓦领赋予里面的立领“对扣”足够的展示空间，体现女子的端庄、典雅、含蓄，彰显了低调奢华而富有文化气质的特征。“对扣”的材料通常为玉、琥珀、玛瑙、金、银、铜等，有些“对扣”上还会镶嵌红蓝宝石，工艺相当精湛。“对扣”既能承载服饰门襟的闭合功能，又能作为精致雅丽的首饰彰显佩戴者的身份地位，承载了社会学和物质文化史的多重含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模式并非源自中土，而是从中亚和西亚引进的。

从听觉、嗅觉和视觉对女子进行全方位的审美观照，相比以往多为单一的视觉维度，更加生动和立体。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晚明清初的男子在没有看见某位女子之前，先听到她身上玉佩发出的富有韵律和节奏的声音，当她走近时，能闻到她服装散发的阵阵馨香，最后才看到她端庄、典雅、富有文化气质的服饰打扮，一定会心旷神怡。这种典型的服饰形象塑造，或许可为今天重要礼仪场合或重要节日的服饰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女子品评标准从重外貌到重才艺的转向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晚明清初的男子会欣赏端庄、典雅而富有文化气质的女性形象呢？尤其是富有文化气质这一点，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是相悖的。在传统的男权宗法社会中，男性的主要分工是“外而公”的，包括求取功名等，女性的主要分工是“内而私”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读书识字、舞文弄墨似乎不是女人“分内”的事情。

然而，我们审视晚明清初的世风，发现一种与传统女性形象相悖的、工诗善画的新女性形象（才女形象）受到推崇，这让晚明清初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才女文化”最盛的时期。由明代朱锡纶与赵世杰合辑的著作，明朝部分收录70位女作家；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了242位拥有一部以上著作的才女，明清之际女性诗人的选集和专集超过3000种，如王凤娴的《东归纪事》、沈宜修的《伊人思》和《鹂吹集》、梁瑛的《字字香》等。另外，晚明清初的女书画家也有112位之多。从图像角度观察，晚明清初出现了一些女子阅读书籍或者女人在红叶上题诗的画面，这也是以往没有的。

《雍正妃行乐图》展示了清初流行的女子服饰形象

整体来看，晚明清初确实是一个“才女文化”兴盛的时期，对才女的推崇使当时的女子形象呈现端庄、典雅、富有文化气质的新特征，其背后反映的是男性尤其是文人士子对女子的品评标准从以往的重外貌转向了重才艺——因为“女为悦己者容”。

关于晚明清初“才女文化”的兴盛，笔者认为原因包括新的“才情观”的推动、明代出现版刻高峰、以家庭为中心的园林雅集活动盛行以及女子活动空间扩大、游玩结社等。

晚明清初文人对女子的追求标准中，对才华的欣赏前所未有，其择偶观乃至对青楼女子的品评标准与历代相比发生了明显转变。明末谢肇淛《五杂俎》载：“荀奉倩云：‘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此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犹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论才……岂理也哉。”潘之恒在《金陵妓品》中品评士女高下的标准为：“一曰品，典则胜；二曰韵，丰仪胜；三曰才，调度胜；四曰色，颖色胜。”这里已将女子的外表排在最后，而才情居于前列。

嘉靖以后，大量官刻和私刻的书籍充斥市场，出版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女子同样有机会阅读书籍，获得文化传播的渠道。有些书商出版才女的诗集，受到市场的追捧，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更加促进“才女文化”的兴盛。此外，随着宗族地位日益重要，母亲要承担起子女教育的重要角色，自己首先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尤其是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可以明显看到官宦人家文学钻研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母亲亦师亦友的中心角色。

明代江南文人造园叠石的活动大大促进了园林文化的发展，在环境优美的园林中展开以家庭为中心的文人雅集、诗词唱和以及书画清玩等活动成为当时的风雅之事，这也使女性获得更多学习文化艺术的机会。

晚明清初女子外出旅行游玩一般包括几种形式：一是从宦游，即男子到外地做官时，妻子或女儿借此机会跟随旅游，沿途驿站必须接待，类似现在的公费参观；二是赏心游，即女性亲友一起或文人携妓到风景优美的地方游玩；三是宗教节气游，即女子借进香、观花灯等机会游玩。结社则进一步打开妇女之间的社会交往。首先，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女子会结成“诗社”，交流诗词画作，享受文化艺术魅力，促进彼此诗词水平的提高和诗词作品的传播。其次，会茶结社，一些地方官员的家属聚集在一起，通过饮酒的形式沟通交流感情。浙江吴兴地区妇女邻里之间的“会茶”，大致也是相同意义的妇女结社。每月朔、望两日，妇女在家中堂上设茶果，作为一种供奉土地之神的仪式，供神完毕之后，“或通饮啜于邻妪”——借供神的仪式行结社之实。女子通过游玩结社、聊天娱乐，扩大社交网络，其文化、思想的碰撞，对女性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大有裨益。

（作者系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大唐之花”：

从《长安三万里》看丝绸纹样艺术

陈琰璐

最近大热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将盛唐的瑰丽繁华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群星闪耀的诗词豪情，电影中的服饰纹样细节考究，再现了中华历史长河里的纹饰之美。唐代政治开明、思想开放、生产发展、商业繁荣，其陆上丝绸之路和新兴的海上丝绸之路四通八达，承载着繁盛的丝绸贸易和文化交流。也正因如此，当时的丝绸及纹样艺术融汇东西、精彩纷呈，具有华丽雍容、开放大度、兼收并蓄的盛世品格，堪称“大唐之花”。

唐代联珠团窠对鹿纹锦

联珠纹。魏唐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丝绸纹样便是联珠纹，即小圆珠连续排列而成的规律的几何形骨架，从排列方式上来说，有套环、对波、交波、簇四、簇二等，通常在骨架内填以主题纹样，如翼马纹、翼狮纹、孔雀纹、猪头纹、狩猎纹、人物纹等，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这种联珠纹是萨珊波斯艺术中最为典型的装饰图案，与西亚人对光明的崇拜有关，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对北朝至唐代的织锦风格产生了极大影响。联珠团窠的式样更是盛行一时，并不断发展与变化，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的团窠纹样。

唐代瓣窠联珠瑞鸟纹锦残片

团窠纹。团窠纹是一种在圆环形或近圆形的骨架内设置主题纹样的图案形式。团窠环的骨架多为联珠、卷云和花瓣等纹样，窠内的主题图案多为动物纹、花卉纹或人物纹，通常成对出现，窠外的宾花图案或为对兽，或为十样花。团窠图案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一般认为是受到萨珊波斯艺术的影响，在唐代时极为盛行，且以四方连续排列的簇四团窠最为常见。团窠骨架起初以联珠纹为主，后逐渐与中国本土的卷云纹、花瓣纹相结合，产生了一种由联珠环和卷云或花瓣等构成的复合联珠环团窠，并随着宝花纹和卷草纹的流行，出现了由花卉和枝蔓构成骨架的团窠新式样，也就是风靡大唐的“陵阳公样”。

宝花纹。宝花纹是唐代对团窠花卉图案的一种称呼，是一种多层次、多元素组合而成的抽象复合型花纹。从汉代起就已出现一种四瓣形的柿蒂花，进入唐朝，又融合了中西方多种纹样题材，如忍冬、莲花、牡丹、葡萄、石榴等。花中巧妙组合了花瓣、花叶和花蕾，呈放射状对称排列，花瓣的轮廓更加细腻饱满，层次更为丰富，图案形式富于变化，艺术风格华贵庄重，体现了唐代雍容大度、兼包并蓄的时代风格。

唐草纹。唐草纹又称卷草纹、蔓草纹，因在唐代时极为盛行而得名。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汉代时就已出现由忍冬纹和云气纹发展变化而来的卷草纹样。到了唐代，卷草纹广泛流行，其样式多取自牡丹、忍冬、葡萄、荷花、兰花等花草题材，以S形波状线结构为基础，采用卷曲多变的线条，将枝叶、藤蔓与花卉组合而成富丽缠绵的装饰纹样，花朵繁复华丽，叶片曲卷饱满，叶脉舒展流畅，构图繁简疏密，给人以繁乱、缠绵不绝的形式美感，反映了唐代丝绸富丽华美的艺术风格。

唐代狩猎纹印花纱（原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复制）

狩猎纹。狩猎纹多为描绘狩猎场景、狩猎工具等展示古人狩猎活动的图案，一般为自由散列式或团窠式。狩猎题材很早就成为丝绸的图案内容，在东周靖安墓中曾出土了狩猎纹锦，两汉时期，狩猎纹样在丝绸图案中已不多见，直至魏晋时期，受萨珊波斯艺术文化的影响，狩猎纹重新成为丝绸图案的重要题材，并不断演化发展。在唐代，狩猎纹盛行一时，这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息息相关，反映了唐朝社会的狩猎风尚和尚武精神。

球路纹。球路纹也称“毬路纹”，是以一大圆为中心，上下左右和四角配以若干小圆，圆圆相套相连，向四周循环发展而成的四方连续骨架，通常在骨架内填以鸟兽或花卉纹等。魏唐时期出现的联珠纹样中有几种骨架的联珠纹和球路纹极其相似，联珠纹的构成形式也和球路纹相同，因此，有学者认为球路纹是由联珠纹和团窠纹样发展演变而来的。隋唐时期，球路纹装饰已经十分成熟，现在保留下来的器物中也有装饰球路纹，如唐代的鎏金银镂空鸿雁球路纹铜笼子和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担梁银笼，地纹均为簇四球路纹样，上缀飞翔的鸿雁。球路纹在唐代已经形成，但在宋元时期才广泛流行，如新疆阿拉尔出土的球路双鸟纹锦袍等。

唐代花鸟纹锦（原件藏于吐鲁番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复制）

葡萄纹。葡萄据传是由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带回中原的，根据《西京杂记》记载，当时的丝织品上已有葡萄纹，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也出土了北朝时期的龙雀葡萄纹刺绣，但葡萄纹真正流行是在唐朝。在唐代织物中，因葡萄的枝蔓与唐草纹卷曲的S形藤蔓结构相似，通常以成串的葡萄果实点缀在藤蔓纹样里出现，或作为宝花纹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动植物纹样组合出现。还有一种较为复杂的葡萄绫，以缠枝为基本骨架，枝叶围绕葡萄展开，连绵不绝，反映了当时人们颂祝子孙昌盛、绵延不绝的美好愿望。

丝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经由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世界相连，在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柔亮温润的色泽、复杂多变的结构、华丽多彩的纹饰，造就了丝绸独有的优雅和绮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丝绸残片，到历朝历代精致华美的丝绸文物，再到时尚新潮的当代丝绸艺术，5000多年的丝绸历史，既是一部中国工匠不断革新技术的科技史，亦是一幅时代风尚融合变迁的艺术画卷，历经岁月洗礼，其镌刻的美学记忆，透过历史长河依然熠熠生辉。

（作者系苏州丝绸博物馆助理馆员，苏州丝绸博物馆供图。）

作者： 鲁西、陈芳、陈琰璐

责编： 勾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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