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菁菁：优化水资源管理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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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水资源大国，多样化的流域承载着最广大的人口和经济。受人类活动不断加剧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河道断流、湖泊萎缩干涸现象，特别是北方地区的河川径流量显著减少，影响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让河流流动起来，把湖泊恢复起来，成为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我国河流水资源补给主要来源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是雨水补给，其水资源补给时间集中、水量变化大、不具备连续性，尤以东部季风区河流最为典型。第二类是季节性积雪融水补给，其水资源补给稳定、具有连续性，如东北地区河流。第三类为永久性积雪和冰川融水补给，其水资源补给具有明显季节变化但总体稳定，如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河流。第四类、第五类分别是湖泊水补给、地下水补给，前者对径流具有调节作用，后者与河流形成互补，正常情况下二者对河流的水资源补给均较为持续稳定，是维持河流水量的重要来源。

导致部分地区出现河道断流、湖泊萎缩干涸问题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在自然气候方面，我国相当一部分河流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量较少，蒸发量较高，流域内产汇流条件较差、集水能力相对有限，而全国降水量主要集中在6月至8月，11月至次年2月降水量不足全年降水量的10％。在干旱季节，部分河流或河段得不到充分的雨水补给而导致径流量减少乃至断流，黄河区、海河区、淮河区、西北诸河区内不少河流都属于这种季节性河流。

人类活动长期扰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使流域生态系统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森林和湿地面积减少、冰川退缩、冻土退化等导致水源涵养能力降低、产汇流关系变异、天然径流衰减。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围湖造田，江汉湖群的湖泊面积急剧减少。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近20年来祁连山冰川平均每年流失约10亿立方米，水源涵养能力和可持续补给能力显著下降。

此外，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使生态用水受到大幅挤压，难以满足基本生态流量需求。一是水资源过度开发。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80％，远超一般流域40％的生态警戒线。二是水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流域水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错位、水资源在流域上中下游分配不合理、河流取用水总量超标、流域水利工程调控不合理等，造成河道生态流量不足。从全国327个代表性河流断面2006年至2018年生态基流达标情况看，以逐月平均流量作为达标标准，断面达标率为57％；以逐日平均流量作为达标标准，断面达标率仅为15％。三是地下水超采现象普遍。华北地区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开采地下水，超采区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地下水累计亏空水量超1800亿立方米，并引发地面沉降、湖泊萎缩、土地盐碱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针对不同河湖流域存在的突出问题，需加强水资源管理，优化水资源配置，因地制宜推进河湖水系连通和生态补水，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让干涸枯萎的母亲河重现勃勃生机。

首先，多措并举保障河湖生态用水。以流域为单元，推进江河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和管理，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统筹地表水与地下水、天然水与再生水、当地水与外调水、常规水与非常规水，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对于用水超载地区，要严守水资源开发上限，通过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方式，逐步退还被挤占的河湖生态用水；对于因水工程调度不合理导致局部河段生态用水不足的河流，要优化流域水资源配置，加强生态流量泄放监管；对于地下水超采地区，要通过人工回补、休耕轮作、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综合治理，促进地下水水位止跌回升。

其次，因地制宜推进河湖水系连通。针对部分地区存在的河湖水系割裂、河道湖体被侵占、水体流动性差等问题，要因地制宜推进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对于因围垦、水产养殖等侵占湖泊的，要有序推动退田还湖、退渔还湖、退圩还湖；对于因城乡建设、地质灾害等侵占、淤堵或割裂河道水系的，要加快推进河湖整治疏浚、开挖河湖输水通道、实施河槽滩地清理、清除河道行洪障碍。加强干流、支流、湖泊、湿地、滩涂、沼泽等水系连通和生态廊道建设，让生命之水重新畅流。

再次，系统治理提升河湖生态功能。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建设和流域系统治理，逐步恢复河湖湿地面积，提高流域植被覆盖率，强化水源涵养能力，促进江河互动、河湖互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流域生态功能的全面提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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