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武德：他提供了一种里程碑式的创见 | 社会科学报

柯林武德：他提供了一种里程碑式的创见 | 社会科学报

▋柯林武德逝世80周年

(资料图)

柯林武德会不断地提醒我们，生活中的变化是促使思想诞生的根源，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要进行自我反思，不要盲信权威，从而再次强调了古希腊哲人的座右铭，认识你自己，这才是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

原文 ：《柯林武德：他提供了一种里程碑式的创见》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 陈新

图片 |网络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其传世之作《历史的观念》作为遗著，于1946年出版。199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初次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遗作《史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的观念译丛”继2010年推出《历史的观念》增补本（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之后，今年正值柯林武德逝世80年之际，又出版了《史学原理》中译本（顾晓伟译），从此，这两本书，一史一论，使中文读者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柯林武德及其思想，最重要的是他关于历史和历史学性质的主要观点。

生活中的变化是促使思想诞生的根源

柯林武德生前是牛津大学教授，在罗马不列颠考古、近代西方哲学和西方史学思想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历史的观念》是流传最广、对西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和《史学原理》一起，蕴涵了其史学理论思想的主要观点，代表了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而这种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描述了西方“历史”观念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以对历史学本质的思考，极大地推进了20世纪历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

《历史的观念》目前有两个版本。1943年，柯林武德因病去世，留下4000多页的手稿。他的学生和朋友诺克斯整理了柯林武德的部分遗稿，于1946年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历史的观念》一书。这个版本对于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柯林武德研究成为西方思想界，尤其是历史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主题。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柯林武德的一些重要命题，如“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本书一共分为五编。第一编至第四编，是有关“历史”这个观念的历史；第五编《后论》，则是诺克斯将一些他认为表现了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精粹的文章和片断集中在一起构成的。1993年，柯林武德的部分遗稿重新得以面世，荷兰历史学家杜森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了《历史的观念》修订版。在这个版本中，杜森增加了3篇柯林武德在20年代写的有关历史哲学文章，它们分别是《关于历史哲学的演讲》（1926年）、《某某哲学的观念，特别是历史哲学的观念》（1927年）、《历史哲学纲要》（1928年）。这三篇文章反映了柯林武德在20世纪20年代对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反思，后来我们在《历史的观念》和《史学原理》里接触到的许多观点，都可以在这三篇文章中看到一些最初的思考。

柯林武德倡导一种问题逻辑，他指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种思想为什么会产生，就需要了解这种思想是想要解决它在产生的情境中面对的什么问题。一旦我们发现了问题，也就找到了答案。不仅如此，思想史研究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我们自己的情境，了解我们在进入到思想史研究的场域时已经具有的立场和观点，只有通过这样的反思，我们才能更自觉地认识到自己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历史中的人物及其思想。

柯林武德说明“历史”的观念的发展，意在说明“历史”的观念发展到柯林武德阶段，将掀开新的一页，他提供了一种里程碑式的创见。

1930年代，柯林武德了解自己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他希望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完成《史学原理》这部作品。如果说《历史的观念》是史，是其计划的前奏，《史学原理》则是论，是其研究期待的最核心成果。但他去世前并没有完成《史学原理》，一些遗稿在1990年代被发现后，由威廉·德雷和杜森共同编辑后于1999年出版。

从《历史的观念》后论以及《史学原理》中，我们还看到了柯林武德对人、对生活、对世界的看法。柯林武德会不断地提醒我们，生活中的变化是促使思想诞生的根源，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要进行自我反思，不要盲信权威，从而再次强调了古希腊哲人的座右铭，认识你自己，这才是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

他说存在着三个柯林武德

柯林武德13岁前接受的教育都来自他的父亲，4岁学拉丁文，6岁学希腊文，8岁开始读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并相信自己的命运就是要服从内心的要求“我必须思考”；9岁时，他已经领悟到自然科学需要在它自身的历史中去理解，他开始明白，理论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地修正、更新的。在这个年龄明白这些，的确令人惊奇，它给柯林武德带来了有关历史意识的最初萌芽。关注到因时而异，不仅令柯林武德不再相信绝对权威，还使得他逐步领悟到一种自觉的思考是旨在解决某种疑难问题，例如职业画家在绘画过程中就是如此。13岁，柯林武德进入拉格比公学后，他几乎是一位全才，获得过文学奖、天文奖、音乐理论和音乐创作奖，他有着一种骨子里的自负，这一点不仅在拉格比公学时表现得令老师生厌，我们也可以在他后来的文章中感受到。

柯林武德进入牛津大学之后，对知识的渴望与摄入也和他自负心理的增长成正比，这使得他在人群中越来越显得孤僻。他在此期间更多地受到格林学派的影响，这是一个深受欧洲大陆哲学思想，尤其是黑格尔思想影响的学派。柯林武德的两位好朋友是格林学派的后继者，当实在论者们（realists）为了捍卫本土思想而将格林学派称为“观念论”（idealism）进行抨击时，柯林武德也开始对实在论有所保留，并逐渐发展成一位实在论的坚定批判者。这在《历史的观念》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自传中，柯林武德对实在论的代表约翰·威尔逊进行了无情的嘲讽，由此我们能够知道，柯林武德从来不愿做个老好人，或当一位沉默者，他奉行必须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一个原则，在许多学术场合和领域中，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好恶和学术观点上的偏好。例如，他会在《某某哲学的观念，特别是历史哲学的观念》结尾处似乎漫不经心地来讽刺一下他认为可能不能正确理解他的读者：“如果有人因为我现在或以后没有给历史做出任何定义而反对我，我不会表示歉意。如果这种忽略真的令他困惑不解，我的回答是，只可能有两个原因造成他的困惑：要么是他缺少足够的历史研究经验把我的评论与他的个人经验连接起来，因而完全误解了我，认为我是在讨论一个经验的观念而不是先验的观念；要么是他不懂英语，不过是在语言上遇到了困难。”

柯林武德也是一位优秀的考古学家，他善于从实践中提炼出认识的一般方法。少年时期他在古典学方面的专长令他长大后有能力成为罗马不列颠考古领域的权威。在考古发掘中，对于实物作用的设疑，给柯林武德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启发。他开始认识到，除非提出一个问题，否则我们什么也发现不了。他在实践中获取真知，领悟到培根和笛卡尔曾经阐明的道理：知识仅仅来自对问题的解答。这构成了他“问答逻辑”的雏形，最终，柯林武德认识到，完整的认知是由问答的结合构成的，而问答逻辑也成了他用来检验认识理论的实验室。

柯林武德还是一位充满着激情和正义感的人。当纳粹在欧洲上台构成一种对英国式民主或欧洲大陆式自由的威胁时，柯林武德放下手中原有的研究计划写作了《新利维坦》。这是柯林武德为自己所理解的民主和自由观念进行辩护的一部书，其中充满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曾有一本著作名为《利维坦》，在其中，他说利维坦是一个巨兽，它叫作国家，是一个人工制造的人，比自然人体型更壮力量更强。柯林武德认为，现在这个巨兽处在一个新的情境中，需要我们更新对它的认识。柯林武德对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十分不满，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胜利，为此他要积极地与之斗争。我们在柯林武德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强调行动、实践是其思想中的重要一环。

柯林武德始终在追求着言行一致，以此作为自身思想的活的例证。他曾经在《自传》中专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就这个问题，他说存在着三个柯林武德。第一个柯林武德通过哲学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虚假的；第二个柯林武德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将二者分离，过着职业思想家的生活；第三个柯林武德是一位行动者，为了调和自己在哲学上强调实践，而在生活习惯上满足于离群索居，柯林武德选择到地方上为考古协会作演讲，以此唤起听众对历史研究的热情。柯林武德不欣赏马克思的哲学，但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实践的哲学家，是一位斗士，是第三个柯林武德所钦佩的人。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6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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